孙中山先生曾说，罗素先生是唯一了解中国文明的外国人，读过此文之后，相信会有许多人有类似看法，至少，我对此深信不疑。此文应当摘自罗素先生1922年的《
中国问题》，遗憾的是暂时没能读到全文。——2005-4-21
最近，如果一个欧洲人到中国去，如果他有好学深思的脾气，那么他会发现自己遇到了如许之多、令人费解的问题。中国的许多问题与西欧的太不一样了，因而他难免会有些措手不及。不可否认，中国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与俄罗斯的问题有某种重要的连带关系，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大区别；此外，很显然他们的问题都不那么错综复杂。中国的问题既便对其它国家没有任何影响，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据统计中国的人口构成了人类的四分之一强。事实上，整个世界无不受中国事态发展的影响，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中国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故而中国之于欧、美与中国之于亚洲几乎同样重要，对于中国的种种问题如果很难给出准确答案，也应该有种明智的认识。
由中国的现状所提出的问题通常有三类：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其中的任何一类问题都不能孤立地来理解，因为每一类都与其余两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文化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人类都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对于任何以此为旨归的、能解决文化问题的政治、经济体系我都能安之若素。然而，不幸的是注重实际的西方人对文化问题缺乏兴趣，在他们看来金钱和权力才是民族与个人的终极目标。长期以来，诗人和道德家在讲究实际的商业社会中无依无靠。那些有钱的收藏者非但对艺术家们的窘迫处境无动于衷；而且还一边大量收购在贫困中抑郁而死的画家的作品，一边为此“善举”自鸣得意、自诩公正。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式的国度，具有我们想象中的艺术家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且其优点大多于人有益，其缺陷则大多对人无害。从今往后，中国还能不能保持这些优点？为了生存它是否必须发展于己有益却会使他人痛苦的缺点而抛弃自己的优点：如果中国对与之交往的国家所创立的模式一律都加以模仿，那么情况又将会是怎样呢？
如今中国古老的文明正经历着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传统的中国文化几乎是在与欧洲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其功过是非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要对二者做出公平合理的评价往往是徒劳无益；总而言之，我们目前的文化与十七世纪由传教士们发现的中华帝国相比孰优孰劣，任何一个严谨的人都不敢轻言下结论。大致说来我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优于古老的中国，在其它方面则稍逊一筹。可是我们往往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优等文化的传教士；更糟糕的是还自以为有权欺骗、压榨中国人，只因他们是“劣等”民族。如果西方国家想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有所得就必须杜绝这种偏见和愚行。我认为没有理由说中国人比我们劣等，而且我相信多数熟悉中国的欧洲人都会有此同感。
一个人在比较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时，应该多思索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而不是日常琐事所引发的具体问题。他必须追问：他最珍视的是什么？他判断一种社会比另一种更值得想往的根据是什么？他最希望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且就我所知无论你提出什么论据都说服不了持不同见解的人。因此，我只能满足于陈述那些特别吸引我的答案，希望读者诸君也会有同感。
我认为以下几种事物极其重要，不仅因为他们是把握其它事物的手段，而且由于其本身的价值，它们是：知识、艺术、天性的快乐以及爱和友谊。我所说的知识，并不是指一切知识。因为有许多知识仅涉及干巴巴的事实，只是实用而已；还有更多的知识没有任何明显的价值。除此之外，我认为人类通过科学得来的对于自然的认识尽管还不完善，但知识本身非常的引人入胜。同样，一些个人经历和历史片断也是如此。不过，我不准备对此作详尽的论述，因为那样的话就离题太远了。当我将艺术视作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事物时，我指的不仅仅是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们有意识的创作。虽然这些作品艺术水平极高，理所当然应占据最显赫的位置；但是我认为艺术还应包括那些对美的无意识的追求，那种蕴含在俄国农民和中国苦力身上的、创造出民间歌谣的冲动，它在清教徒时代之前即已出现并活跃于村舍的花园里。天性的快乐或生命的愉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有着广泛感召力的幸福。工业主义和由此带给大多数人的沉重压力使我们丧失了这种幸福。在中国，这种幸福却极其寻常，这是我们对中国文化怀有好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评判一种社会不仅要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美德和罪恶，还要了解这个社会对于助长其它社会的善与恶有哪些影响，以及这个社会所欣赏的美德离其它地方所批判的罪恶有多远。在这方面中国也比我们强。我们只能通过对弱小民族的广泛的剥削和压迫来实现自身的繁荣以及绝大数我们所想往的东西。而中国人还没强大到足以危害其它国家的程度，也没有能力仅靠自身的努力和实力取得他们所向往的东西。
这些笼统的伦理思索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去甚远。我们的工、商业文明既是某种我们或多或少还没意识到的价值观念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在中国，人们不经意间通过向他们挑战的、有着不同价值标准的社会意识到了这些观念。例如：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比较重视发展和效律，而一般的中国人则对此不感兴趣。我们西方人因珍视发展和效率而获得了力量和财富；中国人总的来说则漠视这些，他们过着和平的、充满乐趣的生活直到我们将战乱强加给他们。除非我们持有某种价值标准否则很难比较两种文化截然不同的成就；而且除非我们对这种标准有某种程度的自觉，否则就容易轻视其它的文明，因为我们总是对自己的毛病视而不见，却对别人的缺点印象深刻。
中国文化正处在迅速的变革之中，并且加快改革的步伐无疑是必要的。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变化究其根源是为了抵御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将来我们西方在经济上的优势也会是个强有力的动因而且影响力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信如果任由中国人从我们的文化当中取精华而弃糟粕，那么他们的传统将得到系统的发展并取得辉煌的成就。不过，必须避免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危险。其一是全盘西化，抛弃一切使中国成其为中国的特征。如此地球上又多了一个浮躁好斗的工业、军事国家，又多了一分灾难。其二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陷入极端排外的保守主义（军事除外）。这种情况曾发生在日本，也很可能会在中国出现。可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危险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未来与政治、经济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面对着两股迥然不同的外来势力，一是白人国家，一是日本。如果将白人对远东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则现代日本应该算是西方文化的成果；因此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其责任归根结底应由他们的白人老师承担。不过，日本与欧、美各国有很大的区别，日本人对中国怀着另一番野心。因而我们还必须区分三种可能性：（1）中国可能会受制于一个或多个白人国家；（2）中国可能会被日本奴役；（3）中国可能重获自由并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坦途。此外，暂时还有第四种可能，那就是日本与白人国家联手控制中国。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日本不会和欧、美各国长期合作；对日本人来说，要么独占远东，要么就失败，没有另外的选择。这一切都是由日本人的性格使然，他们天生野心勃勃、孤傲排外，无法与邻邦友好相处。关于这一点，我会在谈中、日关系时详加说明。
弄懂中国的问题首先必须对白人入侵前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对现代中国文化及其内在趋势略知一二；其次必须对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起义后签定的一系列条约）作一番简明扼要的概括，尽管中日甲午战争也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还是可以撇开日本在那场战争中的作为，看看如果没有日本白人会建立怎样的格局。不过，正是从这时起日本开始成为影响中国事务的头号外来势力；因而我们还必须弄清日本是如何成为日本的，在西方国家打破日本孤僻排外的状态前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对它施加了何种影响。英国人没能发现日本对中国的意图、没能领会其行为的真正含义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日本。
单考虑政治问题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的一切；经济问题可以说更为重要。中国至今还未实现工业化，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目前最重要的不发达地区。中国的资源是由中国人还是由日本人或白人来开发，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但关系带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世界力量均势的形成、世界和平的前景、俄罗斯的命运以及发达国家向更完善的经济体系发展的机遇。
华盛顿会议(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部分掩饰，但同时也部分暴露了所有曾答应要保证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之间争夺中国财富的矛盾冲突。会议的结果是解决远东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尤其是在以下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高度发展，中国能否保持其独立性？对于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我不敢苟同，但面对中国那些想知道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偏颇的爱国者，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迄今为止我只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等待。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民族；在我们看来几十年已经很长了，然而对他们来说几个世纪也不过尔尔。这种本质上的、不可磨灭的耐心经得起漫长的等待。现今世界上这些“文明”国家很可能会在未来的三百年中滥用路障、毒气、炸弹、潜艇以及黑人大军而互相毁灭，把舞台留给那些虽然软弱贫穷但坚守和平主义、保持着勃勃生机的国家。如果中国有幸能远离战争，那么压迫她的力量终将黔驴技穷，任由她以人道为目标而不是以白人国家所迷恋的战争、劫掠和毁灭为目标。对此，中国人或许没抱太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有希望总比彻底绝望要好。我认为除非列强学会有所妥协和忍耐，否则情况不会更好只会更糟。
我们西方文明建立在巧取豪夺的基础上，按心理学家的解释这种行为是精力过剩的合理化体现。我们的工业主义、军国主义、我们对发展的热爱、我们传教的热情、我们的扩张主义以战后，那种只讲效率不论目的的信条在欧洲已开始有所动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西方国家再懒散一点，这场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然而在美国，人们仍普遍奉行这种信条；在日本亦如此。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Bolshevik)们也怀有这种信念，他们的目的是要建设美国化的俄罗斯。俄罗斯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艺术家式的国度；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来的历代统冶者都有意引进西方文化，而且是全数接受，不论好坏都照单全收。过去，我会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一部分中国人也相信西方那种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是世上最值得追求的目标，认为中国人要从头学起、做西方人的学生。如今，这种观点我已不能苟同。我认为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惰怠所造成的危害远不及欧、美国家的专横与自负在各地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我们的文明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而中国和俄罗斯的经历让我相信，这些国家能帮我们弄清我们的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国人发明了一种通向幸福之途的生活方式，并以此生活了许多世纪；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采取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幸福或许就会降临人间。我们欧洲人没找到幸福之路。我们崇尚争斗、开拓、无休无止的变化、不满足于现状以及破坏，而以破坏为目标的效率只会导致毁灭。如果我们不能虚心学习为我们所鄙视的东方智慧，那我们的文明就只能走向这样的结局。
那是1920年夏天在伏尔加河(Volga)上，我初次意识到我们西方人心灵深处的疾病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而布尔什维克正企图象日本和西方国家那样将这种痼疾强加于亚洲最重要的人群——中国人民。我们的船在一天天地行进，穿过一片未知的、神秘的陆地。我们的旅伴在喧哗嬉闹，他们都是好口角之辩的人，满嘴华而不实的理论，常对世事作些肤浅的解释。他们自认为能洞悉一切，认为人类命运的各种细枝末节具已体现在其理论体系当中。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倒在了死亡之门的前面，他的软弱恐惧的内心和强者的冷漠进行着残酷的搏斗，整天整夜为一阵阵求欢声和轻浮的笑声所困挠。我们的周围是无边无际、如死亡般强大、象天堂一样深不可测的静寂。此时此刻，似乎没人有倾听它的兴致。然而它却在不断地召唤着我，使我耳聋了一般对那些宣传者的夸夸奇谈和博闻之士的所谓见识听而不闻。
一天晚上，夜很深了。我们的船停靠在一个荒凉的地方。那儿没有房屋，只有一片广阔的沙滩，沙滩后面是一排杨树，月亮从树稍后升起。我一声不吭地上了岸，发现沙滩上竟然聚集着一群奇怪的人。他们来自远处一些闹饥荒的地区，随身携带所有的财产。此时，一些人已沉沉睡去，另一些人正默默地用小树枝生火；摇曳的火光照亮了粗蛮的男人们饱经风霜、满是胡须的脸和他们健壮、坚韧、质朴的女人以及象父母一样沉默迟钝的孩子。无庸置疑，他们是人类中的一群；但要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亲近比接近一只猫或一匹马还要难。我知道他们会在这里一天天等下去，或许一等就是几个星期,直到有船来载他们到远方，那些据说土地比他们家乡更肥沃的地方（这些消息很可能是假的）。一路上，他们将饱受饥渴和暴晒之苦，甚至有人会死去，但这些苦难只会使他们麻木。在我看来，他们具有典型的俄罗斯人的灵魂。他们面无表情，由于无望而丧失了活力，并完全被主张西化的那一小部分人所忽略。这少数几个能言善辩的人构成了全国所有的激进派和保守党，但俄罗斯是何其广阔，几个人的声音很快就会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正如人类及其星球之于浩瀚无垠的星际空间一样。我认为理论家极可能因试图强迫大多数人做那些违背其本性的事而增加他们的苦难，而且我相信工业主义的信条和强制劳动不会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
尽管如此，当早晨来临时我又开始没完没了地与人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和真实的人民政府及其优点。跟我讨论的人没看到那沉睡的流浪者，而且他们既使看到了也不会感兴趣，因为流浪者（从来都）不是宣传的素材。
可是，那些流浪者隐忍的沉睡向我传达着某种没有说出的信息，这种信息带着孤立无援的意味留在我的心底并渗透进了我们所有愉快、友好、理智的谈话当中。说到最后，我开始觉得一切政治无不授意于龇牙咧嘴的恶魔，他鼓动那些机敏而精力充沛的人为攫取金钱和权力或为维护某种理论而折磨顺从的民众。我们的旅行还在继续，当我们吃着从农民那儿榨取来的食物，受着由他们的儿子组成的军队的保护时，我在想，我们都回报了他们些什么？我思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到答案。偶尔，我会听到他们悲伤的歌谣和巴拉拉卡琴奏出的令人难忘的乐曲，但这些音乐常常与死亡的脚步声交融在一起，给我留下可怕的怀疑和痛苦，让我感到西方文化的希望是多么黯淡。
带着这样的心绪，我动身前往中国，想在那儿寻找新的希望。
现代中国
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就人口和潜力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就目前的实力而言，却是世界上最弱小的国家之一。在华盛顿会议上，由这种局面引发的种种国际问题已被提上了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历史日程上。如果有办法的话这些问题终会得到妥善的解决，但不到那个时候谁都无法预知解决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想任何明智的解决办法都不能忽略几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及原则；在以下的几章里，我会提出证据以说明其重要性。不过，开始论述之前最好还是先作个简要的说明。首先，中国人目前虽然政治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但就其它方面而言，他们的文明与我们的不相上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由于我们的过失而逐渐消失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因素。其次，世界列强蓄意寻衅滋事，将诸多屈辱和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事实上，他们唯一的理由是中国的陆、海军力量比较薄弱。第三，目前世界列强中，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是美国，最差的是日本。为了中国的利益，为了我们自身更大的利益，既然美国支持中国的自由独立又不危及日本的自由独立，我们不再支持日本而加入美国的行列无疑是巨大的进步。第四，除非中国成为军事强国或者外国列强支配其经济命运，因为无论国际、国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都深植于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之上。一个强大的军事化的中国带给世界的将是灾难，因此在欧洲和美国实行社会主义是唯一也是最后的选择。
几句开场白之后，我将开始谈论本章的正题——当前中国国内的形势。大家都知道，就在11年前，中国在经历了长达四千年的帝国时期之后突然决定要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共和国。略过中国历史的头三千七百年，我们来到1644年满洲人征服中国的时候。当时，努尔哈赤这位尚武的北方侵略者入主中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起初，他劝说汉族男人留辨子，女人放开小脚、恢复大脚。一段时间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辨子要留，小脚可以不放；不但使新的荒唐行为得到了认可而且还保留了旧的。这种典型的妥协方式表明中国与英国有许多共通之处。
很快那些满洲皇帝除穿着举止还保留了满族的特征，与被征服的文明人略有不同之外，几乎完全变成了汉人；而汉人则在心底里仍对他们怀有敌意。从1840年到1990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对外战争。这些战争以义和团的失败和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告终，这一切彻底摧毁了皇室的特权，也使所有有识之士明白了向欧洲人学习的必要性。先是太平天国起义（1849－64）给了清朝政府致命的一击。这次持续了十五年的起义被普特南(Putnam)、韦勒(Weale)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样骇人听闻，共有1.5亿人死于战火之中。当时大家都怀疑清政府是否有能力镇压这次起义。虽然最后他们（在戈登(Gordon)的帮助下）成功了，但他们的力量也就此耗尽。接着，中国被日本击败（1894－95）；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又遭到八国联军报复性的军事行动（1900年）。一系列的失败终于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要有比皇室更好、更具现代性的政府。不过在中国，事情的进展总是很缓慢。直到义和团运动之后第十一个年头临近的时候，革命才正式爆发。
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温和的革命，其精神实质与我国1688年的革命相类似。这次革命的主要发起者，也是现任广东革命政府的首脑——孙逸仙，在共和主义者的支持下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这时，北方的军队仍效忠于朝廷，他们极有可能会打败革命军。不过，他们的统帅袁世凯(Yuan Shih-kai)有自己的打算。他与革命派讲和，表示自己可以承认共和但条件是他将代替孙逸仙成为第一任总统。自然，袁世凯得到了各国公使的支持。他是个信奉铁血政策的所谓“铁腕人物”，不太可能由于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言论而改变初衷。在中国，一直以来北方的军事色彩都比南方要浓厚，同时也更加缺乏民主自由的氛围。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北方军队已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他野心勃勃、阴险狡诈，具有搏取外交使团好感的才能。看看自从他死后至今中国混乱的局面，就不得不承认他的政策有某些值得称道的地方。
在临时宪法颁布后的立宪会议上，经过正式选举产生的国会取得了立法权。1913年4月国会召开会议要制定一部长期有效的宪法。袁世凯在关于总统权力的议题上与国会发生了争执，因为国会要求对总统的权力作些限制。国会中的大多人都反对袁世凯，但他在军队中很有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立宪主义果然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袁世凯不顾宪法的约束与一些外国银行签订贷款协议，从而在财政上独立于国会（宪法授予国会管理财政的权力）。此举引起了南方的一次起义，然而很快起义就被镇压下去。此后，袁世凯一步步成为中国事实上的独裁者。他派自己军中的副职官员担任各省的军政长官，并将北方军队派往南方。他的政权本来可以维持得更久一些，但1915年他意欲称帝，国人起而攻之，推翻了他的政权。1916年他抑郁而亡，据说是死于极度的失望。
自此，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袁世凯的铁拳被搬开之后，由他派往各地的军政长官便不再服从中央政府的号令。他们手握兵权，对当地民众实行恐怖统治。由他们挑起的内战连绵不断，他们之间的争斗不带任何道义目的，只是为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发生的冲突。南北对立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此时的南北之争与宪法的废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了。
各省军政府或军队的长官被称为督军，他们无视北京政府的存在，各自为政，在辖区内实行独裁统治、掠夺当地的财富。他们截取辖区内的税收（由外国人征收和管理的那部分除外）如盐税。他们名义上虽由北京政府委任，实则依靠的是本省士兵的支持。中央政府几近破产了，常常发不出士兵的粮饷；士兵们通常靠掠夺百姓财物或靠从某个督军来路不明的财富中分得部分维持生计。督军们知道这种直接了当的方法能让这些士兵听从他们的调遣。这些军阀中的任何一派看似就要在内战中大获全胜时，日本人就支持与之敌对的派系以使内乱继续下去。我在北京时正赶上三个最重要的督军在此会商瓜分中国的事宜。督军们对总统和总理还算客气，毕竟他们在外国列强眼中仍代表着中国的官方。这个时运不济、名存实亡的政府被迫从已破产的国军中拿出9百万美元（据报载）付给这三个大人物，才将他打发出北京。满洲里总督张作霖(Chang-tse-lin)分到了最大的一份，人们都在传说他是日本人的傀儡。他的那一份据说是要用作远征蒙古的经费，但当时没人相信他会进行这样的远征，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一直呆在沈阳(Mukden)。
在南方，一个与中央政府不同类型但得尊敬的政府已宣告成立。广州一直是中国激进思潮的中心，1920年秋这里摆脱了北方驻军的暴政，建立了由孙逸先领导的进步、高效的政府。这个政府管辖着广东(Kwangtung)（省会广州）和广西(Kwangsi)两省，一度曾有征服整个南方的势头。由于北方将领吴佩孚(Wu-Pei-Fu)攻占邻省湖南(Hunan)才揭制住了这种趋势。广州政府的敌人们宣称它怀着征服全国的野心，欲独揽大权。然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广州政府都值得进步人士拥护。杜威教授(Professor Dewey)在《
新的共和制》一书中阐述了它的优点和香港、英国方面对其极其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部分是由于我们普遍信奉的原则不赞成激进的改革，部分是由于《
凯索条约》(Cassel agreement)。这个在中国最寻常不过的条约将使我们得到广东省境内的铁路和矿藏专营权。然而此条约是与前任政府签订的，尚未批准便由于政权更替成了一纸空文。新政府与美国人交上了朋友，并与美国人山克签订了一项条约，内容与《凯索条约》大同小异。可是，美国政府并不支持山克先生，而英国政府则极力维护《凯索条约》。为此，我们错过了一次虽然不公平但却极有价值的让步，仅仅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腐朽的旧势力而美国人则选择了忠而又充满活力的新政权。此外，据我所知《
山克条约》(Shank agreement)的终止还因为山克(Shank)没有筹到所需的资金。
毫无疑问，中国的混乱状况造成的危害极大，凡中国的友邦都希望这种状况尽快结束。但夸大中国所遭受的灾难，并将之与欧洲的混乱无序相提并论是不对的。我们不该拿单个的欧洲国家与中国相比，而应该比之为整个欧洲。在1921年11月11日的《
泰晤士报》(The Times)上，我注意到一条悲观的标题“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要知道，整个欧洲远不止十几个国家，他们之间的敌意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欧洲在军事上远胜于中国，其军队不仅数目庞大而且装备精良，拥有许多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发生的小规模战争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国。如果到中国去，所经之地十有八九都看不到战争的迹象。而且少有极其残酷的战争，因为士兵惟利是图，根本不关心为何而战。我认为中国百姓总的来说比欧洲人幸福。
我认为明摆着事实是：中国一旦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则应当采取联邦制政体，赋予各省更大的自主权。在中国，划分省区的做法由来已久，地方意识极其浓厚。辛亥革命后中国一直试行一种近似于英国的政体，只不过一个是以总统为代表，一个是以国会为代表。然而，非联邦制政体的成功运作需要人民同属一族且没有地方意识。就我所知，中国大多数进步人士都赞成采取联邦制，只将军队、外交和进、出口税务交由中央政府处理。可是，目前单单是想摆脱军阀混战的现状就已经困难重重了。中央政府本身没有财才来谴散这些军队，只能向外国人借钱来安置他们，这样一来，中央政府能否做到既得到援助又不用牺牲仅存的一点独立性，这就很值得怀疑了。因此，人们期望能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用过多的依赖外国的援助。
中国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某个督军从众军阀中脱颖而出，然后与立宪派握手言和，以此作为巩固其地位和影响的捷径。在中国，舆论的力量非常强大；成就好名声的愿望很可能会使一个嗜杀成性的军阀加入到爱国主义的洪流当中。目前中国有两位最重要的督军，他们就是前面曾提到的张作霖和吴佩孚。张作霖是满洲里的霸主，他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实力雄厚，代表着中国最反动的势力。另一位督军吴佩孚则让人们相信他倾向与民主、自由。他是位能干的将军，不久前他受北京政府之命控制了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给了广州政府沉重的一击。目前很难看出他将如何对待广州政府，尤其是在它与张作霖结盟之后。他很可能会继续在中国的其它地区树立拥护宪法的形象，从而巩固起自己地位。如果局势如此发展的话，中国便能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是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除开通商口岸和部分矿区之外，中国的经济生活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在北京有近百万人口，住宅多为平房而且常建成四合院式，占地面积特别大。城里没有公共汽车、电车，也没有国内列车。就我所见，全城只有两三根工厂的烟囱。居民除了乞讨、买卖、偷窃或在政府任职之外，主要靠手工业谋生。他们制作的产品相当精美，工作也不像操作机器那么单调，但工作时间长，收入微薄。
中国70-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南方主要出产大米和茶叶，北方则以小麦和其它谷物为主。南方雨水充足而北方的降雨只能防止土地沙漠化。1920年秋天我到北京时，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由于干旱而饱受饥荒的折磨。这场灾难性的饥荒可与1921年俄罗斯的大饥荒相提并论。当时，布尔什维克对肆虐的饥荒漠不关心，反而是外国人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国则消极地把灾难视为命运的安排，包括那些因此丧命的人。
中国绝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自耕农手中，这些土地往往是父传子承，所以每个人的那份土地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一旦遇上雨水较少的年份就会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饥饿。当然，总有那么一天，人们可以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来提高产量，通过植树造林来防御旱涝灾害，还可以通过修建铁路改善道路给农民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致富机会。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人口出生率如预计的那样高居不下，农民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庞大，改善贫困状况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正如许多人撰文指出的那样，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非常适用于中国。按照这一理论，技术的改善会使人口增加，同时也导致了更多的土地再分配，从而使人们陷入与父辈同样的贫穷处境。只有普及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但没有更完善的政府和充足的税收是不可能普及教育的。此外，普及教育还面临师资缺乏的困难。
欧洲文化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除战争之外，还表现在商业和精神生活上。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靠武力才收到实效的。若不是我们在战争中击败了中国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开放通商口岸，也不会接纳我们的文化。如今，战争的阴影已渐渐淡去，各阶层的中国人已不那么仇视外国人了。尽管要证明与外国人交往是中国的不幸并非难事；但很显然，除了那些极端因循守旧的中国人外，没人会死抱着这种偏见。中国人经商的天赋极佳，他们才智过人且非常好学。这些品质对我们都不无吸引力。我们只要对他们表示出最起码的礼貌，无论于公于私都能获得他们的友谊。我认为他们的思想能丰富我们的文化，正如与他们做生意能使我们的钱包更充实一样。
在通商口岸，欧洲人和美国人有自己的居住区，那儿街道整齐宽敞、街边遍布欧式房屋，商店里琳琅满目都是从国外运来的货物。旁边中国人的居住区则到处是狭窄的街道和装饰花哨的店面，透出几许浓郁的中国气息。在这些城市里通常门里门外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边是旧城区令人愉快的不规则的美，一边是租界里毫无美感的整洁和周全的礼貌；不期然地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会使人生出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印象。在租界里你会感到安全、开阔、整洁；而在中国人的居住区你会发现浪漫、拥挤和疾病。不论我对中国怀着怎样的感情，这种对照总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个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不过，对造成贫穷和疾病的原因作了一番必要的推衍之后，我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生活方式给中国人的幸福比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的幸福更多。并且我认为这种观点虽然对女人来说未必是真理，但至少适用于男人。
上海和天津是白人的城市。初到上海的西方人会感到纳闷，这儿的景物何以如此熟悉，自己是不是白来了一趟。不仅在沿海地区，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都是西方势力的中心。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口岸是汉口，它处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中国南北以长江为界，东西则以北京、广州一线为分界。这两条线的交点就是汉口，所以自古以来汉口就是中国的战略要地。北京和汉口之间有铁路相通。京汉铁路原为法国和比利时共有，现在则属于中国政府。与汉口隔江相对的武昌位于长江南岸，那儿将铺设一条通往广州的铁路，目前只遇到另一个通商口岸——长沙。等铁路完工之后，再加上完善的港口设施，广州的地位将超过香港。
通商口岸的经济生活以商业为主，但在扬子江以南地区和某些矿区已出现了工业的萌芽。以棉纺织业为例，中国的原棉产量极大，大部分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制成的，但也有少数棉纺厂采用新式生产线进行生产。中国南方出产棉花的地方不仅气候温润而且有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勤劳的苦力们随时准备以长时间的劳动换取少量的工资。就工资和劳动力的低廉而言，英国同样盛产棉花的兰开夏郡要超过中国简直不可能。英国的工人用这么低的工资根本没法生存。不过，兰开夏郡(Lancashire)无需为此担心。只有等到技术和教育的进步使中国工人的待遇有所改善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强劲的对手。目前，中国的工业处于萌芽阶段，和其它国家一样，这是个贪得无厌、冷酷无情的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希望有人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既可以实现工业化又无需经历这么残酷的阶段，但恐怕无人能担此重任。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其特殊，这一点跟其它国家很不一样。大约两千年以前，世袭贵族阶层就已经在中国绝迹了。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执掌政权的一直都是那些从考试中筛选出来的佼佼者。这种制度使受教育的人声名显赫，其地位与权势同其它国家的贵族统治者毫无分别，现在，传统教育的威望仍在，饱学之士仍能影响公众舆论，包括张作霖在内的督军们大多出身于草莽，自然极其愚昧无知，根本不懂得尊师重教。这种态度是他们的传统不能稳固、长久的重要原因。新一代中国人——留学归来或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的知识分子——其影响若在不那么尊重学识的国家里简直不可想象。这或许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不断增加，他们的眼光和抱负值得赞赏。只要列强们任其发展而不横加干涉，再过十年他们的力量就足以使中国得到新生了。
了解新一代中国人的观点和潜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中国时同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来往频繁，对他们的思想状况略有所知。在我看来这个群体可分为两代：第一代年龄稍长，他们从传统的儒学偏见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不免遭到人们的冷遇；第二代年纪较轻，有许多新式学堂向他们敞开大门，许多具有现代思想的人鼓励他们与旧家庭决裂。第一代人年龄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他们象达尔文和穆勒那一代理性主义者一样，经历了一种从内而外的奋斗和挣扎。他们不得不放弃从年少时起一点一滴确立起来的信念，转而接受新科学和新道德。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要克服数不清的困难。想象一下，如果让古罗马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普罗提诺(Poltinus)去崇拜汽车大亨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由此你或许的心情会是怎样？由此你或许能理解那些要在短短的时间里穿越几个世纪的时光而具备西方思想的中国人极其矛盾痛苦的心情。因而难免有人会身心疲惫，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创造力。但他们在解决思想的内在革命中取得了胜利，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对他们的疲惫感到惊奇了。
我们不用担心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会陷入盲目模仿之中无法自拔。那只会发生在二流中国人尤其是基督徒身上，而不是一流中国人的作为。优秀的中国人既使受了欧洲文化的影响也保持着中国人的本色，对欧洲文明抱着批判的态度。他们象水晶一样诚实，相信道德的感召力，尚未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当他们相信某些观点的重要性，就会大声疾呼、以理服人；而不会在报纸的头版做广告，或者公然在铁路沿线的广告牌上标明“某某观点最正确”。在这方面，他们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中国人从不会象对待肥皂剧那样随意处置各种不同的观点。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残酷无情，也不喜欢瞎起哄。他们抛开了熏陶他们长大的种种成见，暂时还没有一套新的观念；因而他们能保持真正的思想自由，能做到就事论事。
中国年轻的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与第一代相比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由于思想上没有那么多矛盾和斗争，他们更自信，更有活力。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先辈的正直和诚实，另一方面他们改造社会的决心更坚定。或许年轻人本来就是这样，但我认为原因还不止于止。这些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没经过什么思想斗争就接受了这些观念，因此他们没有上一代人的那些思想包袱。而且他们可以从本国教师那接受西方知识的启迪，这大大减少了他们思想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当然，他们每一个人包括年纪最小的学生都有极端守旧的家庭，但比起先行者他们在反抗家庭权威时遇到的困难要小一些。他们已意识到中国传统的以长为尊的观念实在太过分了，而且他们还将这种思想上的反叛付诸实践。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我相信他们再多一点阅历和实践经验，定能将中国人的观念引向正确的方向。
中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就是人们相信纯正的道德情感比详尽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观念源自儒家传统，在现代工业社会之前多少有点道理。在西方，这种观点或许会得到卢梭(Rouseau)和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支持，甚至很可能会在鼓吹功利主义的边沁出现之前广为传颂。然而现在西方文明的钟摆已摆向了与此相反的那一端：认为技术万能而道德则毫无用处。威力巨大的战舰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还有如果我们读到一则消息，说一种通过飞机和炸弹来散播的新型毒气能够灭绝整个市镇，我们会为之战栗。你别以我们只是感到恐惧，我们还感到欣喜，为科学的进步而欣喜。科学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它说：“虽然你会杀了我，但我还是相信你。”所以它就杀害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缺点，但他们的缺点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好的意图胜于一切。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政府的林业顾问——美国人佘佛西(Sherfesee)于1919年1月在英国大使馆作了题为《
中国森林某些状况》(Some National Aspects of Forestry in China)的演讲，指出中国目前闲置着的大片土地完全可以发展林业而不必从国外进口木材（例如：枕木）；且如果在那些经常被河水冲刷的山坡上种树，就可以防止常常横扫这些地区的洪水。他要说明的道理即便是对林业一无所知的人也都知道。然而要使中国人对植树造林感兴趣并非易事，因为这个问题激不起他们的道德热情。在中国，人们按照孔夫子(Confucius)的观点通常在墓地周围种树；一旦儒学衰落，连这些树也会被砍掉。那些到我们学校学习政治理论的中国学生尽管热心公益，但也不重视植树造林问题，认为那只不过是树木功能方面的问题，无关宏旨。他们弄清了两院与国会的关系之后，回到祖国，却发现督军们解散了两院，正以一种我们的教科书上从未提及的方式统治着中国。事实上，我们的政治理论只适用于西方，而我们的林业知识却适用于全世界。可是，中国学生最热衷的却是我们的政治理论。同样，学习工业生产过程更实用，中国人却对我们的经济理论感兴趣，而这些理论只适用于那些工业已经很发达的地区。还好，中国人的这种缺点现在已有了明显改善。
科学造成了我们西方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甚至最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他们一心想向白人国家尤其是美国寻求道德真理以代替儒家道德。他们不明白道德是怎样一回事，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就作多少恶，只有受到约束时才行善。这个道理总的来说放之四海皆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与他们的没有任何区别，相比之下，我们的道德更加败坏；因为我们精力旺盛，算起来每天犯下的罪行要多一些。所以我们能教给中国人的不是道德或治国的道德真理而是科学技术。中国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学习西方知识的同时扬弃其机械论。
或许“机械论”这一概念有点令人费解。我想以之表达一种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和基督教青年会并存且将这些观念与中国人的观念区分开来的观点和态度。这种观点将人类视作原料，可以通过科学任意加以塑造。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其要义在于意志的锤炼和炽热的道德信念，为此甚至可以牺牲洞察力，可以迫使其它民族接受我们的世界观。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能使他们费心劳神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基督教青年会。不过，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不致成为其中任何一种观念的牺牲品；他会从前者那儿学习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专政而从后者那儿了解冷水浴和哑铃的神奇功效。这两种信条在其西方行家那儿带有一种对潜在皈依者之外的任何人群的蔑视，他们相信信条的盛行意味着进步。他们都信任政府，推崇违背人类天性的生活。他们的观点我称之为机械论。这种观点和宗教一样古老，只不过机械主义赋予了它更新、更激进的形式。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Lao-Tze)在其著作中批判了这种观点，他的追随者庄子(Chung-Tze)也在一则寓言⑧中表明了他的批评态度。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 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
及至伯乐，日：“我善治马”。
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 ，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荚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
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哉？然而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虽然由老子创立、经庄子大力鼓吹而名噪一时的道家学说最终为儒家学说所取代，但这则寓言所表现的精神却已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使之与我们西方人野性的生活相比显得更优雅、宽容，更多反省。中国人看外国人就象我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观察其“饮水翘足”并从它们独特的习性中获得乐趣。他们与基督教青年会不同，没有改变外国人习俗的愿望，就如同我们无意于给动物园里的猴子穿衣戴帽一样。他们对同胞照例是非常宽容的；因而他们成立共和国时不象其它国家那样砍掉君主的头颅而给他留下了头衔、宫殿和每年四百万美元（约合六十万英镑）的收入。他尽管丧失了一切权力，还保留旧时的官员、太监和朝仪。中国人与人谈话时非常留心别人说的话而不会改变话题或打断别人，这种努力或许有点讽刺、奉承之嫌但也表现出他们的善解人意和幽默感。在北京，一个朋友给我看了几幅画，我清楚地记得画中的各种鸟类：苍鹰捕雀，鹫栖于枝，水鸟独立雪中。这些画表现了中国人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性情与尼采正好相反。不幸的是，这种性格在战争中毫无用处，西方国家更是拼命打击这种无与伦比的品质。然而，正是这种性格和敏锐的审美感觉使中华民族显得异乎寻常的可爱。我们为满足资本家们粗俗的乐趣而毁坏中国美好的东西，这真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残酷行为。因此，我希望西方人能幡然悔悟。一首由韦利⑨先生翻译的题为《
商人》的中国诗准确地表达了我的心愿，正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强：
但愿西方文化的提倡者们能对“黑暗的主宰者”怀有些许敬意。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寻求其它途径来解决远东问题。
中西文明的比较
正如前几章所显示的那样，现今在中国，我们西方的文化正与这个天朝大国的文化发生着极为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能否孕育出一种较其母体文化更优秀的新文化，或者只是用欧美文化代替中国固有的文化，这些都还是玄而未决的问题。以往的历史表明不同文明的交流常常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人师从于埃及人，罗马人又师从于希腊人；之后，罗马帝国的学生阿拉伯人成了中世纪欧洲的导师，拜占庭(Byzantines)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启蒙者。在许多这类事例中都是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最终超过了他们的导师。至于中国，如果我们将中国看作学生的话，或许历史又会重演。实际上，我们和中国都有许多值得彼此学习的地方，只是我们向中国学习的机会较少。我们之所以把中国当作学生而不是以之为师，仅仅是因为担心自己当不好学生。
在这一章里，我将只讨论中西交流中出现的文化问题。在接下去的三章中，我准备讨论跟中国国内局势有关的一些问题；最后，我将在目前的困境中展望未来。
除了十六世纪的美洲和西班外，我想不出还有哪两种文明象中国和欧洲那样在隔绝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才开始互相接触。考虑到他们之间这种世所罕见的隔绝状态，人人都会因为看到他们交流起来竟然不那么费劲而大吃一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花一点时间来追溯这两种文化的渊源是非常必要的。
西欧和美国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是同一的，我认为它应该有三个源头：（1）希腊文化；（2）犹太人的宗教和道德哲学；（3）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这三种因素直到今天仍然脉胳分明。我们可以分别举出柏拉图(Plato)、《
旧约》(the Old Testament)和伽里略9Galileo)为其代表。我们从希腊人那儿习得文学、艺术、哲学、纯粹数学以及我们的社会观中较为温文尔雅的部分；从犹太人那儿获得对宗教的狂热信仰、由原罪观念唤起的道德热情、宗教偏执和部分民族主义思想；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则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感到自己就是上帝，能主宰那些缺乏科学知识的种族的生死存亡。此外，我们还掌握了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并由此获取真知灼见。我认为这三个要素是我们思想的主要根源。
这三种文化因素，除希腊文化对中国的绘画、雕刻和音乐产生过间接的影响之外①，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就其历史起源来说与埃及(Egypt)和巴比伦(Babylonia)同属大河帝国。后两种文明曾对希腊人和犹太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对我们西方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尼罗河(the Nile)、幼发拉底河(the Euphrates)以及底格里斯河(the Tigris)两岸肥沃的冲击平原哺育了两个伟大的文明；同样正是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而且直到孔子的时代，中华帝国的疆域还未延伸到黄河以南、以北的广大地区。中华文明在地理和经济环境上虽与埃 及、巴比伦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观念上却迥然不同。那些把一切都归因于经济的人很难解释这种差异，而且他们也很难解释为什么生活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老子②和孔子已具备了我们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发现的种种特征。但我也找不到其它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目前的科学还不能对民族性格作出圆满的解释，气候和经济可以提供部分答案，但仍不全面。也许民族性格的形成仰赖于文明形成过程中那些重要人物比如摩西(Moses)、穆罕默德(Mohammed)和孔子的性格。
中国最早的圣人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老子”不是他的真名实姓，意为“老哲学家”。（据说）他生活的年代比孔子稍早一些。我认为他的哲学也更有趣味。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有某种符合其天性的道路或方式，我们应该顺乎天性。“道”就是“道路”的意思，不过在老子那儿多少有些神秘的意味，正如《
圣经》所言：“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活”。在他的想象中，“死亡”是由于人类背离了“道”所致。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天性来生活，那么我们就能象天体一样恒久不灭。道家学说到后期完全变成了巫术，热衷于寻找长生不老药。我认为，想逃脱死亡，从一开始就是道家哲学的一个要素。
老子的著作，或者说被认为是他所写的著作，篇幅不长，真正将道家思想发扬开去的是他的追随者、一个更有趣的哲学家——庄子。老子和庄子提倡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哲学。他们反对政府和一切阻碍天性发展的东西；崇尚所谓“古之真人”平静的生存状态，讨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由于他们无视事物的多样性，强调道的唯一性，认为如果能遵循道则天下再无纷争，从而使道家学说带上了神秘色彩。尽管这两位古圣先贤身在两千多年前，却已具备了中国人特有的幽默、克制和含蓄。庄子笔下的伯尔(Po-Lo)就是其幽默的具体体现，这个“精通驯马”的人驯十匹马总要死掉五匹③。而克制和含蓄是他们明显不同于西方神秘主义的地方。这些特点也是当今中国一切文学、艺术和文人闲谈的特点。在中国任何阶层的人都喜欢逗乐，从不放过任何开玩笑的机会。有教养的中国人，其幽默巧妙雅致，所以欧洲人往往不得要领而中国人却乐在其中。他们的含蓄是显而易见。我在北京时有一天碰到一个中年男人，他告诉我他对政治理论有点学术上的兴趣。由于初来乍到，我对他的话信以为真，未作深究。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某省省长而且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含蓄是中国人的显著特征，因此中国的诗歌往往缺乏激情。他们认为智者应该保持克制的心态，既便他们有情绪激昂的时刻（事实上，中国人容易激动）也不愿表现在艺术中。我们的浪漫主义运动引导人们热爱激情，就我所知，中国文学没有这种倾向。中国古老的音乐非常优美，其乐声高低适度，使人恰能领略其妙处又不觉嘈杂。他们在艺术上追求精致，在生活中则追求明智。他们既不赞赏粗鲁的莽汉，也不喜欢纵情任性。西方人习惯了喧闹的生活，初来中国时往往不理解中国人的这些追求，但不久就能体会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所蕴含的美和尊严；所以外国人在中国呆得越久就越热爱这个国度。
虽然道家子弟仍作为术士存在，但已失去了文人的支持，完全为儒家学说所取代。得承认，我无法评价孔子学说的功过。他的著作大部分是关天礼仪的繁文缛节，他关心的主要是教人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举止得体、进退合仪。不过，与其它时代、其它种族的宗教领袖相比，孔子的学说是有价值的，尽管这种价值是消极的。由他和他的门徒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不包含任何宗教信条，纯粹是一种伦理哲学，因而没有衍生出强有力的教士阶层，也没有宗教迫害之类的现象。他们的这种学说使得整个民族礼貌周全、举止优雅。中国人讲礼貌并不只是因袭传统，即使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做到礼貌周全。而且这种礼节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阶层，连最卑微的苦力也是如此。看到中国人平静、自尊地承受白人野蛮无礼的行径而不是以粗鲁对粗鲁，我不禁为自己的同胞感到羞愧。然而，欧洲人却将这种反应视为软弱，他们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中国人就是靠这种力量征服了所有曾征服中国的民族。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只有一种外来因素，那就是佛教。在基督教时代的初期，佛教从印度传入，并在中国的宗都界获得了一席之地。我们西方人从犹太人那儿承袭来一种偏执的观点，认为一个人信仰了某一宗教就不能再皈依另一宗教。正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彼此之间设置了许多樊篱，以致人们不能同时信奉这两种宗教。在中国则没有这种矛盾，一个人可以既是佛教徒又是儒家弟子，因为两者的教义没有互相抵触的地方。日本类似于中国，其绝大部分国民同时信奉佛教和神道。尽管如此，佛教和儒教还是有质的差别，既便中国人能同时接受这两种学说，但必然各有偏好，或重佛教、或重儒学。佛教是实足的宗教，它有玄妙的教义，以救世为宗旨，向往来世的生活。它认为人生而痛苦，没有信仰的人必然陷入绝望，只有信仰才能拯救他们。儒教则没有任何这类的特征，它假定人类生来就与尘世相谐调，人们只需要关于如何生活的指导而用不着鼓励他们去生活，其道德教诲不是基于形而上学或宗教信条而纯粹以尘世生活为本。在中国，两者并存的结果是宗教和冥想带上了更多的佛教特质而政府则对儒教情有独钟，儒学遂成为官方教授和选拔官员的科目。所以，若干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府掌握在怀疑宗教信条的文人手中，他们缺少象西方统治者那样的活力和破坏性，他们完全遵循孔子的原则。在这种统治之下，中国人除遭受内战之苦外还能过上幸福生活，其属地可以保持独立自主；其邻国也不会感到危胁，尽管中国人多势众，资源丰富。
将中、西文化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当中有许多希腊文化因素，却没有西方文化的另外两个文化因素——科学和犹太教踪迹。中国缺少宗教信仰，不仅在统治阶层如此，整个社会也如此。虽然中国人有非常明确的道德准则，但他们不走极端，不迫害异己，也没有“原罪”观念。近来，由于受到欧洲的影响，科学和工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在这之前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中国古老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的结果会是什么？在这方面，我关心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而不是西方文化对其政治、经济的影响。然而，要把这两个问题全然分开并不容易，因为文化交流必然会受到政治、经济交流的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尽力将文化问题分离出来，单独考虑。
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学习西方知识，不仅是为了增强国力以抵抗外来侵略，而且许多中国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好东西。尊重知识是中国的传统，但以前他们只能钻研古代文献。如今，他们普遍意识到西方知识更有用处。每年都有许多学生到欧洲求学，还有更多的人到美国学习科学、经济以及法律和政治理论。其中在部分人回国后成为教师、公务员、记者和政治家。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那一层人很快接受了现代观念。
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了，在文学艺术方面已产生不出太多有价值的后果。我认为这不是因为民族衰败，而是因为缺少新素材，西方知识的涌入正好起到了必要的刺激作用。中国学生不仅能干而且超乎寻常地热情。中国的高等教育缺乏资金和图书馆，但不缺最优秀的人才。虽然中国文化迄今为止一直缺少科学因素，但其中没有任何反科学的东西，因而科学知识的传播不会象欧洲那样受到教会的阻挠。我相信再过三十年，等中国有了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必能在科学上大有作为。中国人的成就甚至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怀着重振家邦的热情，朝气蓬勃。新一代中国人对科学怀着热忱，使人联想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他们希望从我们这儿学到兼具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知识，他们追求知识的趣味而不是为了富国强兵。而且他们对西方文化也有所批判。他们中的一些人告诉我，1914年以前他们对西方文化较少批判，是“大战”使他们意识到西方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过，向西方寻求智慧的习惯仍然没有动摇，一些年青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能使他们得偿所愿，他们肯定会失望，用不了多久他们又得寻找新的信念来拯救自己。日本人既承袭了我们的缺点，又保留了自己的缺点，但要指望中国人作出相反的抉择，既保持自己的优点又吸取我们的长处，也是不可能的。
西方文明独有的优点是科学方法，而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长处是关于人生归宿的合理解释。人们肯定希望这两种优点能合而为一。
老子将道的运行描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认为人们可以从这些言辞中获得关于人生归宿的合理解释，跟好沉思的中国人所理解的人生归宿毫无二致；而且得承认，这与大多数白人为自己设定的归宿截然不同。
在西方，“占有”、“自恃”和“主宰”是国家和个人热切追求的目标。这些经尼采的论述成为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德国之外拥有众多的信徒。
有人会说你刚才比较的是西方人的实践和中国人的理论；如果比较西方人的理论与中国人的实践，那么结果或许就大不一样了。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虽然“占有”是老子希望摒弃的三种恶行之一，但一般的中国人却乐此不疲。总的来说，中国人热衷于攫取金钱，在这一点上他们或许不及法国人，但绝对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厉害。在中国，政治腐败、实权人物以不光彩的手段捞取钱财，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然而，说到如何避免另外两种恶行——“自恃”和“主宰”，中国人与我们相比则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不象白种人那样喜欢压迫其它民族。中国在国际上一直比较弱不但是由于政治腐败之类的原因，而且还应归咎于他们的这种优点。如果有哪个国家“骄傲得不愿与人争斗”，那这个国家肯定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忍耐、友好、礼尚往来的态度。如果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只是渴望自由，而无意于“主宰”什么。如果其它国家迫使他们为自由而战，那么他们可能会尝到帝国的滋味而失掉自己的优点。不过，这不太可能，中国至今虽有两千年的帝国史，但他们对帝国的兴趣非常淡薄。
尽管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但中国人就其天性而言非常崇尚和平。中国诗人白居易的一首由韦利先生翻译的诗作《
新丰折臂翁》(The Old Man with the Broken Arm)塑造了一个自残以逃避兵役的新兵。我想在其它国家很难找到这样的诗人。和平主义深植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他们无意于改变眼前的一切。正如他们的画所显示的那样，他们以观察不同生活的不同表现形式为乐，不愿将万事万物归入同一的模式当中。他们没有那种主宰着我们、使我们积极的冲动合理化的进步观念。当然，“进步”对我们而言也是个非常现代的概念，它是科学和工业主义的产物。现在，守旧的中国人说起话来仍用古圣先贤的书面语言。如果有人以此向他们指出中国进步得太慢了，他们会说：“既已臻完美之境，又何须进步呢？”一开始，欧洲人会觉得他们过于懒散。但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怀疑自己的智慧，怀疑我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总是变化不休，使我们无法接近向往的目标。
将中国向西方寻求的东西和西方向中国寻求的东西作个比较，是件非常有趣的事。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打开通往智慧的道路（我想他们恐怕会白费心思）。白人到中国有三个动机：打仗、赚钱以及传教。虽然后一种动机有理想主义的美德，能激励人们去过英雄般的生活。但我们的士兵、商人和传教士关心的是使我们的文明在全世界留下印记，这三类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好斗之徒。而中国人不会强迫我们信奉儒教，他们认为：“宗教虽多，但道理是一样的”，是以他们从不干涉我们。他们是做生意的能手，但他们的经商之道与在华的欧洲商人大不一样。欧洲商人总是不断寻求特许、垄断权，觊觎中国的铁路和矿山，为达到目地还不惜使用武力。中国人照例不是好战士，因为他们自知师出无名。不过，这只说明他们通情达理。
我认为欧洲人通过自己的历史是没法想象中国人有多么宽容的。我们自以为宽容，就因为我们比祖先更能忍让。但在社会上、政治上，我们仍实行各种压迫。我们深信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比别人强，所以当碰到象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我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对他们最大的善举莫过于让他们以我们的方式生活。这简直是天大的错误。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哪迫是个穷困窘迫的人也比英国人快乐，因为这个国家是基于一种更人道、更宽厚的观念。好动、好斗不仅导致了明显的恶果，而且使我们不知足、不能欣赏美，也丧失了好沉思的美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在这方面每况愈下，中国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东西方之间的接触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学点必不可少的讲求实效的作风，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中国在其他古国灭亡之后，仍生存了下来。
我是到中国讲学的，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能够教给他们的越来越少，而他们可以教给我的却越来越多。我发现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都有这种看法。但那些仅在此稍作停留或一心只想赚钱的人却不这么看，因为中国人在我们所推崇的军队和工业方面没有突出的成就。我想崇尚智慧、美和简单的生活享受的人在中国比在混乱、骚动的西方更能找到共鸣，也会生活得更快乐。我希望中国人能带给我们一些宽容和平和的精神，以回报我们教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THE PRONLEMS OF CHINA, BY BERTRAND RUSSELL,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2, P3-14,61-84 ，李丽 译）
